疫情期间白衣天使在干什么7篇

疫情期间白衣天使在干什么篇1

加强重症患者救治是降低新冠肺炎病亡率的关键，目前，全国已经调集11000多名重症专业医务人员汇集武汉，协同攻坚。今天(3月1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重症专家、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邱海波。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邱海波一天内要跑三四家医院，巡诊危重症病例，给出有针对性的诊疗建议。刚到武汉时，他发现重症病例每天快速增长，但重症病房却一床难求。邱海波和专家组成员建议，增加集中收治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迅速扩充重症病床，这个意见很快被中央指导组采纳。

在重症病房，邱海波不仅是指导组专家，还是临床大夫。他和同事们在一个个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寻找着治疗的突破口和诊疗路径。

俯卧位通气是邱海波和同事们总结出来的对重症患者明显有效的一种呼吸治疗，目前已经写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但是要将插管的患者翻身，还要避免病人身上各种插管的脱落和损伤，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

白天临床治疗，晚上研讨诊疗方案，这是邱海波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节奏。

在专家组成员夜以继日地努力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已经更新了六版，现在又即将更新第七版。

各地精锐医疗力量汇聚武汉，不同学科协同作战，邱海波奔波在各个重症医院间。在最近几天的巡查中，邱海波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在好转，ICU开始出现了“床等人”的现象。

疫情期间白衣天使在干什么篇2

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广大医务工作者与时间赛跑、同病魔较量、全力救治患者，让患者早日康复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早上八点半，武汉市第六医院的重症病房一位45岁的危重症患者，由于新冠肺炎合并多器官功能不全导致心率下降，情况十分危急。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们立即投入抢救，三个多小时后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武汉市第六医院是第三批定点医院，已经先后收治了近600位重症患者，其中12位收治在ICU的危重症病人不仅年龄大，本身还有各种疾病，查房、抢救、日常治疗，科室人员每天24小时轮转。

工作压力大，病人的病情又随时有变化，年轻的医生护士难免情绪焦虑。重症医学科主任朱国超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当一些危重症病人吃不下饭时，他就自己去为他们上鼻胃管，做肠内营养支持。上鼻胃管要跟病人面对面，近距离接触，感染风险很大。

有了朱国超的带头，年轻的医生护士们也调整好了心态。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一个多月以来，已有5名患者转出ICU、3名出院。

努力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是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的重要保障。早上六点半，火神山医院感染六科一病区的护士长王晓靖前往医院接替夜班同事的工作，她要带领护士们做好在“红区”的护理工作。每次进入病区前，她都会对护士们的防护措施进行严格检查。

在“红区”，由于需要戴上厚厚的三层防护手套，给患者扎针有时很难一次成功，这给护士们带来不小的考验。为了减少患者的疼痛，只要王晓靖有时间，护士们就会请她来帮助扎针。

在王晓靖和队员们的精心呵护下，越来越多的病人逐渐好转。截止到昨晚(2月18日)，火神山医院已经有31名患者治愈出院。

疫情期间白衣天使在干什么篇3

在抗疫一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站在污染区和清洁区的边界，把医务人员武装得严严实实送进病房，而且还要负责把他们从污染区安全地接回来。他们就是院感医生，被医务人员亲切地称作“安全守护神”。

娄昊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2月4日随队到武汉后，就一直在承担河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一线医生的感染防控工作。

穿防护服难，脱防护服更难。因为从污染区出来，所有的防护都已经被污染，医护人员需要在不接触污染面的情况下脱掉防护设备。这也是他最紧张的时刻。

医护人员一天四个交接班——凌晨2点，早上8点，下午2点，晚上8点。每次交接班，娄昊都要跟着上班的人去方舱指导穿防护服，然后指导下班的人脱防护服，只有在交接班的间隙才能回到酒店休息一会。

从第一天起，娄昊每天四次往返方舱，从未缺席。已是深夜，娄昊又要和几名医护人员前往方舱医院交接班。出发前他通过我们的镜头，代表院感人向一线战友们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疫情期间白衣天使在干什么篇4

“凌晨3点多睡的，7点不到就醒了，脑海里反复琢磨最近研究的模型。”赶往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搜集临床资料的路上，李勇告诉记者，他正带领10余人的临床科研团队，探索建立一套病情预测模型，帮助提升临床治疗诊断水平。

2月4日，国家(江苏)紧急医学救援队派出的37人团队抵达武汉，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勇就是其中一员。

刚来武汉时，李勇和同事们“入舱”东西湖方舱医院。他回忆道：“有次值班时，我接诊了一名50多岁的新冠肺炎患者，经询问、诊断后得知她有慢性肾功能障碍，我马上与有关部门沟通，两小时内把患者送到最适合收治的医院。”李勇说，一些送到方舱医院的患者出现临床表现复杂、病情急速转危的情况，在大家的帮助下最后得到妥善治疗。

疫情防控一线遇到的这些新问题，使李勇的科研热情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思考，针对方舱医院这个创新收治模式，是否有创新的好办法，能更好实现对患者的早期精准诊断、临床症状预警。

说干就干。值班时加强对所负责的100多名患者的观察巡访，与其他同事交流接诊患者的特殊症状，多方联系相关专家进行远程探讨……由于一直待在方舱医院，戴口罩的时间过长，李勇的耳朵一度长起脓包。“只想快点建好模型，让患者少受罪，让医护更高效。” 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正式启用后，李勇被抽调作为专家组成员，负责处理疑难情况，科研工作也被他带到这里。

创新背后有仁心。在方舱医院等收治点，包括李勇在内的医护人员在不断创新医疗服务，加强心理疏导，及时关切患者需求。“医生的首要任务是救人，最大动力是让更多患者受益。”李勇说。

疫情期间白衣天使在干什么篇5

金银潭医院南楼ICU病区，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光连续战斗了20多天的“火线”。

作为武汉市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南楼5—7层的ICU病区是此次疫情阻击战“前线中的前线”。医生们都知道楼层数字的“密码”——楼层越高，病情越严重。李光和他的同事们在6楼。

1月17日晚，正在武大人民医院值夜班的李光接到紧急召集令：两小时内，入驻金银潭医院。他和6名同事几乎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就急速奔袭，按时上岗。

一边改造病房，一边收治病人 1月19日晨，南楼6层病区开始收治危重病患。此时，病区改造还没有结束。这里原是普通病房，没有监护仪、呼吸机、输液泵，李光和同事们自己上手，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两天半时间就让病区基本具备了收治功能。

“设备不到位只是一方面，还有医护人员人手不够、经验不足等很多‘拦路虎’，很多工作都得摸索着来——可是万万不能慢!时间不等人。”李光回忆。

开局不容乐观。ICU的护士和床位比应该是3∶1，但来自三四家医院的临时团队总共十几人，算上轮班，相当于一个人要担起原先两三个人的活，工作强度大、危险高。1月22日前后，包括金银潭医院原重症科主任在内的三位医生接连病倒，一个高度疑似，两个出现发热，还有几位护士也有了症状。本就连日劳累的团队，情绪有些低落。

院区之外，疫情还在蔓延。“南楼6层，与外界隔绝，容不得情绪。这里只有虚弱的病人、告急的病情、生命的红灯。”那些天，李光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快!快!再快一些! 工作从每天早上8点开始。进病房之前，准备过程像一个庄重而烦冗的仪式：换上工作服，进入缓冲间;洗手，戴口罩、帽子;再洗手，穿防护服，进入下一个缓冲间;穿一层隔离服，戴护目镜、手套，套上两层鞋套，戴上双层头套;穿过第三个缓冲间。20多分钟后，李光穿戴完毕，化身“大白”踏进病房。

“防护服稀缺，进去一次尽量多待一些时间，最少也要3个半小时。”物资紧张的几天，李光几乎放弃了吃饭喝水。

在省外医院赴汉增援前，由于人手严重不足，李光和团队采取“3天一个24小时”的轮班制度，每72小时中，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每天回到住地，只要一沾床就睡着了。

“转过身，会看到更多生命在召唤自己” 医生会害怕吗?怕!怕的时候怎么办?迎上去! 改建区域病床比正常ICU病床矮，且不能升降，李光给病患插管时只能半跪着。加之没有插管专用的动力新风系统和头套等设备，吃力不说，被感染的风险很高。

一开始他也为此而担忧。但是，当从中央监护屏上看到患者氧饱和度异常之后，他总会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换上全套装备，冲到床边给患者插管，上呼吸机。“是责任，更像是一种本能。” 如果说，为病人插管的风险可以设法防范，有些风险则无法预知。在为一位患有慢性肾衰竭的婆婆治疗时，老人因为烦躁和恐惧，扯掉了自己长期透析的管子。李光急忙按住她，防护服却在撕拉中破裂了。护士为婆婆打针时，婆婆仍不配合，李光过去帮忙，婆婆焦躁地扭动着，一推搡，针扎进了李光的皮肤。

气管插管、中心静脉置管、上呼吸机……一系列治疗工作中，李光常会被惊惶或烦躁的病人攻击。为此，他被紧急安排做过多次核酸检测及CT检查，所幸的是，每次检测都正常。

李光说，治好一个病人，会万般高兴;万一没有治好，也会很难过，但转过身，又看到更多生命在召唤自己，于是，连悲伤都来不及。

病人中，有位51岁的出租车司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3个孩子还在上学。他的妻子流着泪把他送进来后，就被劝离病房。她不愿走，每天都在医院楼下彻夜徘徊，以这种方式陪伴着ICU里扣着无创呼吸机面罩的丈夫。

“我总能从窗户里看到她的身影，她的脚步就像敲在我心上。我想：一定要把他治好，还给她!”李光不敢去想，如果这个家庭失去顶梁柱，会是怎样的光景。他只有拼尽全力。幸运的是，这位病人和那位“袭击”过他的婆婆都明显好转，康复出院了。

疫情期间白衣天使在干什么篇6

疫情初期，武汉就诊发热病人突增，各大医院不断有医务人员感染，急诊科成为重灾区。然而武汉第三医院感染的医务人员相对较少，至今只有一位男护士感染。董芳的职业敏感，保护了许多同事。

1月初，董芳的丈夫陈伟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现几例不明原因肺炎。他回家告诉了董芳。董芳同时参加了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的培训，培训时说不明原因肺炎是一个呼吸道的疾病，没有确定人传人。但董芳敏锐地感觉到，呼吸道疾病就很容易通过飞沫传播，类似于肺结核。于是她马上第一个向医院申请给ICU配N95口罩、防护服和空气消毒机。ICU病房原来是大通间，董芳又想办法改造成隔离病房，安装了56台移动灭菌站。她在全院第1个培训N95口罩和防护服的使用方法，全科找视频学习，严阵以待。

“我感觉这就像打仗一样，得先把战壕挖好了，才能去打，不然的话就会暴露在流弹面前，如果自己倒了，就没有办法去战斗。”董芳常对科室的同事们说。

董芳自己也几次踏上了生死线。

最危险的事发生在2月24日，天较闷热，董芳正在ICU救治新冠肺炎病人，防护服穿了好几层，满头大汗，汗水流到她的N95口罩里。N95口罩防水性能好，把汗水兜住了，口罩内层全部打湿。她一吸气，汗水汗就吸到鼻子和嘴里，让她快要窒息，脑袋一阵晕眩。董芳赶快让其他医生接手，而她必须马上从10楼下到1楼清洁区才能脱防护服。她不敢跑快，因为呼吸一急促，吸的又是水。如果把口罩拉下来，便有被传染的危险，因为10楼和电梯里都是污染区。等电梯时感觉很漫长，电梯上到3楼停一下，在8楼又停。饱受煎熬的她感觉没法呼吸，终于等到电梯下去，短短的路程她走了15分钟，但她还是坚持按顺序脱防护服、鞋子、护目镜、外层口罩，每一个步骤完了都进行手消，最后摘下N95口罩时，董芳长吁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像是起死回生。

“新冠肺炎病人呼吸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可怕的感觉?”董芳又想到了病人。

疫情期间白衣天使在干什么篇7

“我来!”接到咽拭子标本采集任务的紧急动员时，湖北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护士李柳柳没有丝毫犹豫。

2月2日晚9时许，东湖高新区接到紧急任务，要求尽快组织疑似感染人员在集中观测点进行咽拭子标本采集。任务传达下来，李柳柳第一时间接下战书。

与李柳柳一同请战的，还有3名来自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姐妹，她们是花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吴新菊，佛祖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魏青青、汪桂红。

咽拭子采集，是检测有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一项重要检查。采集样本时，要用无菌试纸在被采集人双咽侧扁桃体及咽后壁擦拭3次，然后留取标本。

采集时，患者常会咳嗽、打喷嚏，甚至呕吐，随之喷出的飞沫会喷溅在采集人员的面罩上，如果不小心很容易造成感染。

2月3日，经过专家的指导培训，请缨战“疫”的四姐妹正式就位，开展咽拭子标本采集。“从当天傍晚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近3点，采集了百来个标本。”四姐妹中的二姐吴新菊说，从3日起，她们一直在持续开展采集。

风险这么大，怕不怕?“危险肯定有，但现在只要能尽一份力，我们肯定都会去做。”出生于1993年的“幺妹”李柳柳刚工作两年，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疫情，她已回到河南老家与亲人团聚。

“工作总要有人做。”吴新菊言语质朴。与吴新菊搭档的三姐魏青青平时文文静静，但工作起来毫不含糊。“穿着防护服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全身会被汗水浸透。”魏青青说。

因为工作性质危险，采集前必须严格做好防护。大姐汪桂红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传染病项目负责人，在四姐妹中最有经验。每次采集前，口罩戴得紧不紧、面罩遮得严不严、防护服穿得对不对，她都要细细检查。“健康是我们的基础，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别人。”汪桂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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