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山阳高平王氏家族藏书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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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山阳高平王氏家族藏书考述
山阳高平王氏，是汉晋时期在齐鲁大地上活跃着的一个著名的文化士族、藏书家族。从东汉至西晋，王氏家族前三代皆在朝廷中身居要职，其中两位位列三公;后来子孙皆以学术成就著称于世，其中一人为文学家，一人为玄学家，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化世家。王氏家族能取得如此成就，其丰富的家藏功不可没。在汉晋这样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家有藏书已属不易，而能将其藏书传承数代，致使王氏家族人才辈出，更属难能可贵。但遗憾的是，业界对王氏家族藏书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在现阶段“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形势下，深入挖掘王氏家藏规模及其贡献，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王氏家族藏书 汉晋时期，山阳王氏是名门望族、文化世家，尤其家族学术成就斐然。但无论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文献，在其家族及其成员的记载里，都没有明确的提及家族藏书的具体情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侧面大致了解其家藏状况。现有史料中，只在王粲得到蔡邕赠书后，才屡次谈及其家藏一直在其家族中传承。但笔者认为，王氏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大族，其家藏肯定不只赠书这些。王氏藏书应由蔡邕赠书、家族传承藏书和个人著述三部分组成。
1.1 蔡邕赠书 王粲羁旅长安期间，曾拜访已是知名学者的文学家、史学家兼书法家蔡邕。蔡邕极为赏识王粲，曰：“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粲）。”[1]597 后来，蔡邕果然没有食言。《晋书》之《钟会传附王弼传》注引《博物记》载“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1]796 另，“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2]2800 蔡文姬乃蔡邕之女，被赎回后，曹操曾问（蔡文姬）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2]2801 由以上史料记载分析，“蔡邕有书近万卷”，“载数车”与粲，而未“尽当与粲”，且文姬也有四千多卷。那么，王粲到底得到蔡邕多少赠书呢？ 公元 190 年，董卓暴动，社会动荡，王粲被迫迁徙长安，因而有机会拜访蔡邕，并得到其赏识及提携。公元 192年，蔡邕被王允所杀，“时年六十一。”[3]2006 由此可知，蔡邕应该是在公元 190 至 192 之间，赠书与王粲。而此时，蔡文姬与其父蔡邕同住。史载“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2]2800 就是说蔡文姬出嫁后不久便亡夫，回归娘家与蔡邕同住，应该是藏书不分家的。蔡邕在公元 192 年被杀后，其所剩藏书应当是全部由蔡文姬继承的。后来，军阀割据混战，生灵涂炭，祸至陈留圉，蔡文姬不幸于公元 195 年被掳至匈奴，藏书也随之荡然无存了。
由此，从时间上推断，蔡文姬得到的这批书，是其父赠与王粲后所余之书。蔡文姬得其父“近万卷书”中的四千许卷，由此我们推断，王粲得到的蔡邕赠书应该有五千卷左右，而不是近代学者卢弼所言“伯喈藏书万卷尽入仲宣”[4]656（蔡邕字伯喈，王粲字仲宣）。這批书，成为王氏家族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粲一生辗转于各处，但却始终将藏书保护周全，且一直在王氏家族中传承，对王氏家族辉煌学术成就的建立提供了帮助。
1.2 家族传承藏书 “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5]309 原属“豪族”的王氏家族，能在王龚之后上升为政治文化大族地位，成为文化士族，并持续保持其家族的声誉和地位，除因为其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因素外，其家族学术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陈寅恪先生亦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6]71 可见，对于士族的门第兴起与地位维系，读书学习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条件[7]。他们的“士族”身份，决定了他们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具备阅读的条件，并且更需要通过读书学习来标榜和维系家族地位。拥有文化优势成为士族门阀维护其长久政治优势的必要条件。由此，世家大族为维护其家族地位，都特别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极其重视以文化的高深与绵长强化家族的地位，因此都致力于家族内的文化教育[8]。“学”在家族是普遍现象，
私学和家学成为当时社会教育系统里的重要支柱，并且家学的地位尤其重要[9]。王氏家族肯定也不例外，家有藏书是必然的。“非学术无以取禄位”，只有始终保持家族学术优势，才能做到仕学相济，保证家族荣誉历久不衰。《论语》之《子张》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即是如此。家学深厚，门风优良，家有藏书，供子诵读，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才能持续保持其家族地位的稳固和提升。
另外，《博物记》曰：“……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1]796 王粲二子死后，其藏书都归继子王业所有。又有张湛《列子注序》云：“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10]4362 正宗即为王业长子王宏，辅嗣为王宏之弟王弼。说明王宏、王弼在接受王粲赠书之前，皆有藏书。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氏家族向来重视家族文化素养的培养，家族成员素有藏书传统，家有传承藏书毋庸置疑。
1.3 家族成员的个人著述 王氏家族自王龚后逐步步入政治文化大族行列，世代皆为知名士人，除在政治领域活动频繁，并取得不凡业绩外，在学术上成果也愈加灿烂。然而，有著述传世者，主要是王粲和王弼，王宏亦有著作。王粲，少有奇才，并成为“建安七子”之冠，直至王弼时王氏学术发展达到顶峰，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文化瑰宝。笔者认为，王氏家族成员的个人著述，也是构成其家族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粲，博学多才，尤其以文学成就享有盛名，著作有《尚书释问》四卷、《英雄记》十卷（或名《汉末英雄记》《英雄交争记》等）、《去伐论集》及各种文集等。
王弼，少有高名，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之一，史称“正始之音”。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周易大衍义》《论语释疑》《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及文集等数种。王弼年华早逝，但学术成就卓然，其成就不在于数量，而在其质量、其创见。他被称为中古思想史上的明珠，汉魏儒道经传诠释的奇才。
王宏，主要活跃于政界，亦著有《易义》。
2 王氏藏书的特点 2.1 来源的特殊性 汉晋时期，私家藏书的主要来源是抄录。东汉桓谭《新论》中云：“余同时佐郞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 [11]63-64 北魏人李彪抄诵于高闾家，甄琛又抄书于李彪家等，互相借抄之风甚盛[12]。其他的来源不外乎购买、继承、皇家赐书或战争中所获等。而王氏藏书的主要来源是蔡邕赠书，且数量巨大、质量上乘，也是王氏藏书中最重要、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蔡邕慧眼识人，赠书于王粲，成为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佳话，也使这“数车书”成为王氏家族藏书的主体，对王氏家族成员学术素养的提高及家族学术成就的取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内容的多样性 王氏家族素来崇尚儒学，以经学传家，儒家经典著作是家族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从王龚父子弹劾权贵、嫉恶如仇的仕宦生涯可以看出，其具法家的学术思想，而晚期遭迫害后的处理方式，是遵循道家的处世哲学。由此推断，其家藏应该收有道家与法家的图籍。王粲以文学见长，王弼致力于玄学，二人皆少年成才，著述丰富，皆赖其丰富的家藏。
蔡邕，东汉著名的名臣，“好黄老”[3]1979，“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3]1980“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3]2007 他是我国古代著作的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且精通音律，才华横溢，家有藏书近万卷。根据蔡邕的喜好及成就推断，这万卷藏书所涉及的门类应该非常广泛，包含儒学类、文学类、史学类、书法类、音乐类及道家思想类等。王氏藏书的主要部分为蔡邕赠书。由此可知，王氏藏书有其他藏书家所不及的学科内容的多样性。
2.3 历史的传承性
王氏家族的藏书具有其他藏书家族所不及的历经三朝六代的历史传承性。
汉晋时期，王氏家族主要在政界活跃，其藏书事迹不详。但通过上文分析可得知，王氏家中素有藏书传统，是有藏书积累的。至王粲得到蔡邕赠书，更是丰富了家藏，并一直由王粲传承下去。“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即王业，王粲族兄王凯之子。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1]796 就是说，王粲死后，以王业为继子，并继承藏书。
王弼，王业之子。凭借着丰富的家藏，少年成才。正始十年（249），王弼遇痢疾亡，时年二十四，无子绝嗣。[1]796家藏由其兄王宏继承，王宏主要活跃于政界，但亦有著作传世。自王宏后，山阳高平王氏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其藏书亦然。
据陈德弟先生在《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中统计，东汉至西晋时期共有藏书家 50 多位，已出现藏书达万卷以上者。但个人藏书由于后代保护不利等各种原因，大多在藏书家去世后便散佚无存，情况好的也就传至两三代。而王氏藏书却能传承三朝六代之久，实属难能可贵。沈约曾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13]486。在汉晋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能像王氏家族这样将藏书传承六代之久，使得家族人才辈出，是相当难得的。
3 高平王氏家族藏书的贡献 3.1 有利于家庭教育及家族人才的培养 魏晋时期的大动荡与大分裂，导致官学举步维艰，兴衰不定。因此，形成官学、私学和家学共存发展的局面。此时期的人们，尤其门阀士族普遍地重视家庭教育，其门第家风主要靠家学造就的政治方面的人才来维系，而家庭教育离不开书籍。王氏家族丰富的藏书，为子女的教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家庭成员的仕进及自身素养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王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崛起是由王龚“初举孝廉”[3]1819 开始的，经由其子王畅、孙王谦三世之功勋，而奠定其家族“洪基”[14]，由“世为豪族”上升为汉魏时期有名的政治文化望族。有经济优势和政治地位的保驾护航，家有藏书对有奇才的王粲更是如虎添翼，从小过着“博览群书、兼习文艺的优雅生活”[15]56，“博物多识，问无不对，”[1]598 十几岁使被知名学者蔡邕赏识，并得到倾力提携。蔡邕赠书，为家族藏书锦上添花，且一直在王氏家族中数代传承，受益于后代子孙。尤其王弼，更是少年成才。近代学者卢弼曾言：“王弼弱冠，即为经学大师，当时名公巨卿惊叹弗及，窃疑何以早慧若是？盖缘伯喈藏书万卷尽入仲宣，展转而归辅嗣，博览宏通，渊源授受，有自来矣。”[4]656 由此可见，王弼的少年成才，也是得益于丰富的家藏的熏染。
家中丰富的藏书给子孙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促进了清白家风的形成和家庭成员自身素养的提高[16]。王氏家族大部分成员，如王龚、王畅，至后来的王宏，都具有刚正、清廉、嫉恶如仇的特点。如王龚任青州刺史时严厉打击豪强贵族的不法行为， 坚决遏制官场腐败风气;王畅任南阳太守时，不畏权势打击贵族豪门等行为，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清流士大夫的政治品格。王宏早期的政治生涯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家族特点。王粲与王弼主要活跃于学术界，家族风格表现不甚明显。正是他们高尚的政治品质、优良的家风和深厚的学术素养，使得王氏子孫都秉承家风，勤奋好学，少年成才。自东汉至西晋，王氏家族历经三朝六代，位列三公者两人，文学家一人，玄学家一人，可谓人才辈出。
3.2 有利于家族学术事业的发展 高平山阳王氏作为一个文化望族、藏书世家而著称于汉晋，藏书不仅为家族成员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为子孙后代的学习提供了便利的资源，使得王氏家族成员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得以维持儒学门风和优良的家风，促进家族学术事业不断发展。
高平山阳王氏主要由王龚开创了经学传家的家风，其子孙王畅、王粲等都继承了这一家风，以经学显名于当世。后代子孙都博学多才，以学术见长，著述颇丰，且后期一直以学术成就维系王氏家族的声望。
王粲，东汉末年大文学家，“博学多识，善属文，有诗名，为建安七子之一。”[17]29 少有异才，大学问家蔡邕极为赏识。“闻粲在门，倒屣迎之”[1]597，并将藏书数车赠与王粲，由此可见王粲的才学。这些藏书成就了他“建安七子之冠”的盛名，与曹植并称“曹王”，留下了诗、赋、论、议等近 60 篇，数种著作和各种文集，促进王氏家族学术事业蓬勃发展。
王氏家族学术文化的发展，至王弼时达到巅峰。王弼，“出身经学世家，少有高名，通辩能言，”[17]29 文名盖世，著名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与何晏等同开玄学风气，史称“正史之音”。他年纪轻轻就完成《老子注》《周易注》《论语》等杰作，影响甚大。其兄王宏主要活跃于政界，亦有著作留世。
王粲、王弼之所以能完成如此杰出的著作，显然得益于家中丰富的藏书。家族成员充分利用家族藏书，勤奋学习，努力钻研，形成并传承了良好的学风、家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促进了家族学术事业的繁荣。
3.3 有利于家族地位的巩固 家族藏书对家族地位的巩固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来体现。首先，培养子孙学术素养，使之“学而优则仕”，在政治上巩固家族地位。汉晋时期，世事扰攘，政局混乱，王氏家族能多次度过暗滩险流，绝处逢生。从表面看，其家族声望主要靠杰出人物活跃于政界来维持，其实，追根溯源，主要靠不断积累、深化的家学底蘊，家藏功不可没。
王粲能得到蔡邕的大力提携，名噪士林，主要是因为“此王公孙也，有异才”。投靠刘表，除与之有桑梓之谊外，更重要的是“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1]598 因此，得到重视。归附曹操后，“曹操与王粲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15]60 也是王粲得到曹氏集团重用的重要原因。后来王弼依...